据《宋史·岳飞传》记载，有人问岳飞天下何时能够太平，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文武之臣，只有尽职尽责地履行使命，国家才会安定，人民才能安康。从自身素养来看，文臣、武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文臣有军事才能，武臣也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比如，春秋时期由士大夫统领军事，晋代的杜预看似文弱书生，却能统帅几十万的军队；光武中兴二十八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岳飞平日更像一位儒者。因此，治理一方则称文臣，保家卫国则为武臣。“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意味“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它强调的是官员的角色使命和道义内涵。

　　《列子·说符》讲了“齐人攫金”的故事：有个齐国人，一心想要金子，于是就直奔卖金之所，抓起金子就跑，后被小吏捕得。小吏质问道：“众目睽睽之下，为何敢拿别人的金子？”齐人回答说：“拿金子的时候，满眼只有金子，不曾见有人在。”对于普通人而言，对财物的渴望会令其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而一些官员也不免如此，如西晋的和峤就“颇聚敛……有钱癖”。聚敛了足够多的钱财，必然会注重物质享受，过起奢侈的生活来。西晋何曾就说：“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当时的士大夫攀比的多是谁出手更为阔绰，而非治国安邦的才能和品行。心系于钱财，就会把身上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为国为民也就无从谈起。

　　文臣不爱钱，就能够持守清廉之道、高尚之操，非自己所应得，一介不取，更不会与民争利。各级官员都应该去做符合仁义的事情，给民众树立廉洁的高大形象，从而积极地影响他们，使其也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而这才是各级官员应该做的。若与民争利，则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利益不能均布，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北宋的范仲淹曾用自己的俸禄供养四方游学之士，以至于自己的孩子易衣而出。范仲淹却泰然处之，每当谈论天下之事，便慷慨激昂、奋不顾身。一时间，士大夫矫正磨砺、崇尚气节。范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幼时贫穷，后来虽然尊贵了，非招待宾客不重肉，妻儿的衣服食物仅能自足。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庄，以赡养族人中的乏食者；泛爱乐善，士大夫多出其门下，即使是里巷之人，皆能知道他的名字。去世之日，四方的人知道后，皆哀叹不已，邠、庆二州之民，皆画像立生祠事之。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祈祷祝福三日才离开。为国为民的清官廉吏历代比比皆是，他们无论官职大小，均能很好地履行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所以永远活在百姓的心中。

　　武臣不惜死，就会心存民族大义，不注重物质享受，在国家需要时，勇敢地奔赴战场，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汉代霍去病立下了赫赫战功，汉武帝要给他营造高大气派的房舍，他却说：“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马援六十多岁了，还表示自己身体尚可，有能力为国效力，表示“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南宋岳飞抗金有功，朝廷要给他在杭州建一处大宅子。岳飞辞谢曰：“敌未灭，何以家为？”这些豪言壮语，皆表达了武臣们的赤胆丹心。如果注重财富和享受，只有匹夫之勇，只为一己之身考虑，心中没有浩然之气，怎能感召千军？又怎能捍难御侮？

　　“学而优则仕”，“学”有“觉悟”之义。有了大的、充分的觉悟之后，才有资格为官。这种觉悟是指对百姓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有担当的官员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大视角来认识和处理各种问题，具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坚定信念，能够起到移风易俗的建设性作用。他们所珍视的是道义，而对不合道义的“副产品”不爱不惜；他们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而非高高在上；他们为民造福，而非与民争利；他们是民众的表率、国家的栋梁，而非民众的敌人和国家的蛀虫；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比其他群体更为清楚地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天工人其代之”，还要时刻接受人民的监督——“民俱尔瞻”。总之，国家和人民对他们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并不苛刻，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已将此牢记于心，并且在实践中能够履行自身的使命，成就一番泽流后世的事业。

　　“钱财不爱，死难不惜”，是讲一个国家的文韬武略、文武并用的长久之道。文以化民则民安，武以威敌则疆定。民安疆定，国家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纵观历史，中国的繁荣与富强往往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反之，中国不但不能发展，还会在经济和文化上出现大幅的倒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往往决定了这个时代的走向和命运，若文臣爱钱、武臣惜死，则失其为官之道，推脱了自身应承担的职责，由坚实的支柱变成了朽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为黑暗的时代，皆由此引致。

　　循吏、良将，都是建设美好国家不可或缺的栋梁。他们既仁且智、既忠且义，所以能以其崇高的精神来感召后人。有了他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具有无比深厚的软实力，中华民族才具有拨乱反正的智慧和勇气。“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诠释了使命和担当的真正含义。（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