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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英豪毛得功
更新时间:2019-06-27 18:15:26  |  来源:通渭纪检监察网  |  点击次数:486次

1940年代担任过甘南农民起义军将领、中共陇右人民游击队司令员的毛得功,长期以来是家乡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他的一生也确实充满着传奇的色彩。

毛得功,字荣三,1903年9月7日出生于通渭县榜罗镇毛家湾的一个贫苦家庭。在他未满周岁时,父亲积劳成疾而故。他9岁就拿起放羊鞭,三九寒天还穿着单裤子出外做活。1918年,母亲领着他和二哥背井离乡,沿路乞讨,流落在陇西居义乡(今渭源路园镇)的刘家大路村。1926年又移居同乡上双轮磨。这期间,他给地主家打工扛活,也出外修过公馆,当过清杂工。还跑到平凉陇东镇(今平凉市)地方部队游击第8营2连补名当过兵。饱受欺凌的岁月,铸就了得功嫉恶如仇、抱打不平的血性男儿的性格。

1931年5月,毛得功又进了甘肃军阀鲁大昌新编14师的3旅5团当兵。不久即在骑兵大队第1连做了班长。骑1连连长李希发经常毒打士兵,士兵们早已怀恨在心。毛得功仗义执言,和李希发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934年初,骑兵团驻防兰州阿干镇,他与另一位班长王占海密谋策划全连进行哗变未遂。1935年,毛得功又趁当名誉副官,主办后勤工作之便,鼓动胡宗南部驻礼县马五镇一个清乡大队的150多人上了洮坪马麓山打游击。在胡宗南部围追剿杀下,他只得把30多名参与人员带回鲁大昌的部队。鲁大昌不但没有对毛得功进行任何处罚,反见其给自己带回了人,还有当时最新式的两挺机关枪等武器,让毛得功到通讯排当了排长。也就在这段时间,毛得功和同样出身贫寒,有着侠肝义胆的郭化如、杨友柏志同道合,结成了好友。

1938年10月,毛得功愤然离队,回转家园,握起了锄把子,挑起了捡粪筐。1940年春天,过路的国民党官兵抢走同村农民李建堂借来耕地的一头骡子,还开枪打伤苦苦哀求的李建堂。毛得功闻讯义惯填膺,操起把大刀疾步出村。当拦住了国民党军队的去路时,他举刀就向正得意洋洋骑在骡子背上的军官拦腰砍去,军官惨叫一声滚落在地。愤怒的毛得功又夺过一支“七九”步枪对准这群匪徒,在赶来的父老乡亲们极力劝阻下,他逼着吓呆了的士兵背起砍伤的军官徒步80华里,到陇西县城打起了官司,并在陇西街头当众进行了宣传。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陇渭。

1941年4月,他受蒋廷珍漳县除霸事件的牵连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各种刑讯。经乡友们援助,直到1942年10月才得以获释。出狱后的毛得功,和同样逃离了国民党军队的郭化如、杨友柏及当地其他的几位热血青年歃血为盟,结拜成了“八大弟兄”,开始结成团体,决心向国民党统治作誓死斗争。他们在贫困农民中进行串连,并在上双轮磨办起“居义(聚义)”砖瓦窑,筹办活动经费,购买枪支弹药。他们派人到临洮,与密谋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仲甲、肖焕章等取得了联系。

1943年2月,震撼甘肃南部的农民大起义在陇右全境爆发。毛得功率渭河流域起义军在歼灭当地地主武装后投入王仲甲部下。首阳镇开仓济贫,清河畔巧妙迂回,控制和切断通往兰州的公路干线。经4月“格致坪会议”,总司令部确定南下武都,毛得功和战友们认定在傍壁临渊的险要小道上会被敌致于死地,遂随主力跟进岷县闾井时决定回师北上。已任命为2路军副司令的毛得功协同司令吕伯元率部过武山、通渭,经陇西、渭源,在临洮境内,获悉临洮城已在国民党59师的重兵扼守之下,即避开强敌,苦苦转战。7月初,2路军在临、渭、定三县交界的北大坪,不幸陷人重围。国民党新编24师一个加强团会合地方张五民团以绝对优势向渭河流域起义军展开疯狂进攻,起义军血染山谷。残酷的战斗进行到傍晚,天空暴雨突发,毛得功抓住战机,抱病杀出一条血路,才和幸存的战友突出了重围。

整个农民大起义在1943年8月彻底失败,陇渭大地到处都在缉拿“土匪”,毛得功到临洮的东乡躲成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不甘心的他又冒险潜回陇渭,和郭化如、杨友柏会合在一起,共同开展起隐蔽的斗争。他曾领人没收过陇西李家台等地主家的白洋、布匹和骡子,铲除了沙嘴子的“毛猴儿”、“二回回”。1946年2月14日,他从平凉返回渭源,和杨友柏等三人到渭源小寨欲除敌特邹凤生,在邹凤生家和国民党保安队交上了手。毛得功击毙一名保安队员后就势跃上房顶开枪射击,掩护了杨友柏他们的突围。

在斗争的实践中,毛得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这些草莽英雄,要反抗,要复仇,要有前途,就要得到共产党的领导。早在鲁大昌军队先后驻防岷县、庆阳时,他就亲眼目睹过红军、八路军;农民起义时也曾有过向静宁、平凉方向运动,以求打通共产党陕甘边区道路的想法。在渭源居义乡上坪村,经和郭化如、杨友柏商量,毛得功承担了出外找党接关系的任务。他装扮成小商贩,于1943年9月、1944年1月,两次辗转跋涉,餐风宿露,绕过碉堡,避开特务,在隆德、平凉、泾川和陕西耀县一带,沿着毗邻边区的道路,试图进入陕甘宁边区。为完成任务,他通过亲戚关系,于1945年3月,干脆举家搬至六盘山下的宁夏隆德县住了下来。

在隆德,毛得功得知,1939年在庆阳驻防时的老团长、甘南农民起义的秘密支持者任谦已出任平凉专署保安副司令,他大喜过望,急忙赶到平凉求助于任谦。任谦接纳了他,并让他化名“李耀南”,以清洁工的身份住在专署,等候机会。

1946年8月,毛得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中共西北局领导下的陇南武装大队司令员、当年农民起义的参加者刘余生,由临洮老家回返陇东路经平凉到了任谦家。毛得功和这位共产党员、农民起义的战友见了面,急切地提出自己要参加共产党,并希望党能派人到陇渭一带开辟工作的要求。

实际上,中共西北局和中共甘肃工委也早就派出了人寻找着这些对国民党统治有着深仇大恨的农民英雄们。刘余生答应回去后再向边区进行汇报,同时介绍毛得功加人中国共产党。

已经43岁的毛得功心情激动,在举行简单的入党仪式时,他举起拳头,用最能表达自己此刻心情的话宣誓:“参加革命,永不叛党,要是我有叛党行为,就挖掉我的一只眼睛!”

1946年年底,中共甘肃工委相继派出开辟陇渭工作的领导干部高健君、牙含章和万良才,几经周折,终于在陇西坡坡洼和郭化如、杨友柏接上了头。郭化如、杨友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2月22日,从隆德赶回陇渭的毛得功在陇西高高的马家大山,同高健君、牙含章、万良才,同郭化如、杨友柏秘密会合。为表示自己的赤胆忠心,他和郭化如、杨友柏欣然向组织交出埋藏多年的48条武器和300两白银、300多块白元。同日组建“陇渭支部”,他担任了支部委员。8月,成立中共陇渭工委;1948年10月,改名中共陇右工委,他均为工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49年8月8日,他出任陇右人民游击队司令员。在党的领导下,毛得功为发展、壮大陇右地区的革命力量,为陇右人民的翻身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有了毛得功这些农民起义后仍然坚持斗争的骨干,陇右地下党一成立,就有自己的武装;陇右地下党的活动开始就与武装活动相结合,构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也得到了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西北局的高度赞扬。毛得功也在党组织所进行的战斗中,屡立战功。

1947年6月,在毛得功、郭化如等的建议下,陇渭支部在漳县盐井镇打响了第一枪,夺取了国民党接兵部队的枪支21条,击毙4人,并释放了被抓的壮丁,初战告捷。此后,在陇西东四十里铺,他率领15名突击队员截击了敌警全副武装护送着的一批物资;在榆中水家坡,他和郭化如分头带队扑进清源乡公所和敌天兰铁路第8分站,夺取了敌人全部武器。1948年1月9日,陇渭工委组织了规模大、高根据地远的通渭安远镇(今属甘谷)反霸夺抢斗争。毛得功协助郭化如指挥了这次战斗。到达安远后,游击队员化装成赶集人按照预定的时间和信号开始行动,一举冲进镇公所,缴获企图负隅顽抗的自卫队员的枪支。当游击队员又冲向当地大地主张慕如的碉堡,堡门已经关闭了的情况下,毛得功当机立断下令队员迅速撤离,避免了无谓的伤亡。为迷惑敌人,游击队员边撤边布设了“土匪抢劫集市”的假现场,毛得功看到一个赶集农民的11元钱正被人乘混抢走而呼天悲地之时,连忙迎上前去进行了安慰,把自己身上的钱交给了这位农民,维护了陇右党的声誉。

毛得功同时担任着陇右党的组织部长,他努力克服自己不识字、没文化所带来的重重困难,经常风里来、雨里去,为迅速发展基层党组织东奔西忙。1947年11月,根据组织分工,他以探亲访友为名,来到阔别29年的故乡通渭县,在榜罗、青堡、常河等地开展活动。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培养张大旗、甄富堂、毛麟章等加人了党组织,并组建了通渭第一个中共支部。

1948年冬,当得知张大旗殉难,毛麟章、蒙之廉被捕的消息,他领着几名游击队员潜入榜罗,火烧榜罗自卫队队长张功臣家门前的草垛,围困出卖朋友的张居礼于村庄小道,虽然最终未能得手,但引起了敌对势力的极度恐慌。渭源居义乡大地主周岐芬,依仗自己三个儿子都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的势力,数次居心叵测地捎话劝降毛得功。毛得功随陇渭工委书记高健君等将计就计,荷枪实弹和周岐芬见面后,予以严正的警告。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天水逼近陇右。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陇右,毛得功率陇右人民游击队日夜行军,在陇西城,他和中共陇右工委书记、陇右人民游击队政治委员陈致中等在陇西城东门外与陇西上层人物“八大绅士”进行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陇西的协议。尔后,在渭源接应了敌自卫大队大队长王兰坡的率队起义;在临洮维持了社会治安,镇压了乘机破坏捣乱的反动分子,又奉命西进康乐。毛得功他们迎来了陇右人民的解放。

解放后的陇右地区进人到一个新的年代,毛得功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奋斗。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任命他为岷县军分区副司令员。1950年5月,调任定西军分区副司令员。1952年参加剿匪战斗。在新的环境、形势下,毛得功深知自己的文化状况适应不了新的需要,他认真参加组织的每一次学习活动,认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坚决贯彻执行。1953年5月至1956年7月,他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举办的第二中级党校文化班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后,他被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11月转业地方,在定西地区专员公署任副专员职务。这样,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他为发展定西地区的经济事业,改变定西地区的贫困面貌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人民服务,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文化大革命”中,毛得功被诬陷为“土匪”而遭到迫害。当他挂上写有“高健君(原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死党”的牌子而遭到无情批斗的时候,他对知心人说:“说我是高书记的死党,可惜我还不配,高书记人家是什么水平,我是什么水平?高书记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说我是他的死党,我高兴!”他也苦闷过,但他深信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无愧的。1972年他恢复了名誉。1977年他补选为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任定西地区行政公署顾问。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又动过手术,但他还是竭尽余力继续为党工作。他病危时,原中共甘肃工委负责人孙作宾偕刘杰、原中共陇右工委书记陈致中等人都来看望他,他深情地拉住孙作宾的手说:是党,摘掉了国民党扣在我头上的“土匪”帽子,现在,党又摘掉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的“土匪帽子”。孙书记,但愿我死后,再也不要给我扣“土匪”的帽子了,我是名共产党员!一席话,竟使在场的,和他同甘苦、共患难,在艰苦岁月中出生入死过的老战友们掉下了难以遏制的热泪!

1982年9月6日,毛得功因患胃癌逝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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