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接受组织审查期间的袁国圣。（资料图片）
自2017年6月14日接受组织审查后，重庆市潼南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袁国圣一直保持沉默，他非常有把握地对办案人员说：“我一定能从这里走出去，因为我问心无愧。”
真的问心无愧？转折发生在同年的7月1日。虽然袁国圣接受了组织审查，但仍然是一名党员。一面党旗在他面前庄严地展开，办案人员带他重温入党誓词。近半个月来自认为是条“汉子”，宁愿对抗审查也不愿交代问题的他已经泪流满面、放声痛哭：“感谢组织，感谢审查组的同志，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再次感受入党时的荣光，再次感受做一名共产党员的骄傲。最后一次，才觉珍贵；最后一次，方觉晚矣！”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袁国圣不是对党没有感情，而是在长期的自我放松中，让这份感情落满了灰尘，很久也不想起，直至尘封冰冻。
人的变化能有多大？估计有时自己都不会想到。袁国圣在接受组织审查时，距离他当选潼南区政府副区长不足6个月。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不足6个月的时间里，明知曾向其行贿的老板已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袁国圣竟然还先后18次收受16人红包礼金共计10万余元，并美其名曰是为了“融入圈子”“处好关系”。而彼时，中央对重庆巡视“回头看”刚刚结束，其胆大妄为可见一斑。
经查，袁国圣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反生活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办理虚假出生医学证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目前，袁国圣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他想要更高职位更大权力，希望落空，便责怪组织“不公”、到处求神拜佛
没有哪棵树苗生来就是病树，没有哪个干部天生就是坏人。袁国圣也是如此。
1970年，袁国圣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其家境贫寒，从小便发奋读书，以期改变命运。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九龙坡区的一名工商干部，199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自己也是一名质朴纯洁的青年，为了理想，为了父母的期望，在工作中努力上进。”袁国圣回忆道，工作之初，他曾告诫自己，从农村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要倍加珍惜，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和家人的期望。工作加班加点、通宵达旦也就成为常态。
很快，凭着工作业绩，袁国圣得到组织的认可，走上领导岗位，历任九龙坡区九龙镇副镇长、九龙坡区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05年9月开始，先后任渝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
初到渝隆集团时，袁国圣心里是有情绪的，认为“去企业不是‘主流’，且公司效益不好”。不过，他很快调整了心态，全身心投入工作，还反复告诫自己，切莫在油多的地方滑倒。
然而，他终究没有战胜自己人性中的弱点。随着他主导的改革，很快扭转了集团债务沉重、人心不稳的局面，实现了集团脱困，成为重庆市首家发行10亿级债券的国有企业，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他本人也屡获荣誉和表彰，并在短短三年间，从副总经理晋升到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
在荣誉和成绩面前，袁国圣开始自我膨胀，认为自己能力强、实绩好，理应很快得到提拔重用。
“这个时期，我的权力观发生了变化，不再觉得权力是责任、是担当，而认为权力是资本、是享受；自己的政治目标也更上层楼，以为副区长职位已触手可及。”袁国圣说，他开始对职务“挑肥拣瘦”，企图谋求更大权力。
2012年，在重庆市区县换届时，原以为稳操胜券的袁国圣折戟沉沙，未能当上九龙坡区副区长，受到沉重打击。
人最怕心理失衡。这次职务上的晋升遇阻，他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觉得组织“亏待”了自己，怨恨组织“不公”，认为“埋头苦干毫无意义，老实人终归吃亏”。此后，他多次向区委提出离开集团，“想回到上升机会更大、工作更轻松安全的党政主干线，也未获同意。”
2013年，袁国圣报名援藏。三年援藏归来，组织安排其担任潼南区副区长。他不仅没有感激，反而心怀不满，觉得“自己刚从西藏边疆回来，又被安排到重庆的‘边疆’，援藏三年苦算白吃了”。
在他心里，已然没有半点公仆意识，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小算盘”，一心想要更高职位更大权力。
与此同时，因为自以为升迁不顺，精神世界极度空虚，他开始到处求神拜佛，迷信所谓的“风水宝地”。援藏期间，他就将精神寄托于寺庙经幡的“灵气”，祈求神灵庇护自己。2017年上半年，在感到组织正在调查他后，他没有选择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而是请求所谓的“大师”指点、化解，还专门回老家祭拜祖坟。在得知自己仕途“不顺”是因为“祖坟被别的东西压住了”“房子风水不好”时，便希望通过修整“风水宝地”，“化险为夷”。
“没有理想信念的人，迟早会被物质所奴役”，一切的偶然，皆蕴藏在必然之中。袁国圣之所以坠入违法犯罪深渊，根子还在于其理想信念的丧失。
他想要雄厚经济基础，便挖空心思，在利用职权“发财致富”的路上加油快跑
思想上偏一寸，行动上就会偏一尺。一次次的职务调整，都没有达到袁国圣的预期，他便在利用职权“发财致富”的路上加油快跑。
“既然升不了官，那就开始发财，人生必须拥有一头，否则，到头来两手空空。”袁国圣说，自己那时认为，要在政治上更上层楼，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即使今后离开官场，也要及时利用手中权力积累雄厚的经济基础。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出路”。
不过，仕途的不顺只是他走上歧途的一个“导火索”，自身的贪婪才是“始作俑者”。
“尤其看到身边很多老板的学识、能力都远逊自己，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时，心里的天平更加失衡，对金钱的贪婪越发膨胀！”袁国圣说，虽然从内心瞧不起那些老板、土豪，但为了金钱，也得跟他们打成一片。
“他们恭维我，是为了利益；我关照他们，也是为了利益。他们做了项目赚了钱，主动送点给我，我也却之不恭。”就这样，袁国圣认为“稳妥”的钱财，就开始一个一个收。从心惊胆战地收，到心怀忐忑地收，再到心安理得地收……他一边收一边安慰自己：“反正都帮集团赚了钱，既完成了工作任务，又帮了老板，自己还能得点钱。”
在收受钱财前，袁国圣通常会为自己找好“脱罪”的理由。比如，他在渝隆集团主持开发的某项目股权转让过程中，以“商务介绍费”名义，既收受股权收购方数百万元，又收受股权转让方数十万元。“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商务介绍费这个‘遮羞布’，即便出事也能‘脱罪过关’。”办案人员介绍。
不仅如此，他还自作聪明，为规避调查，设置了多道“防火墙”——
第一道：选择性收钱。与他交情一般的老板送钱有“风险”，他一般拒收；交情较深的老板送钱较“牢靠”，他就来者不拒。如袁国圣和重庆某公司董事长涂某交往日久，渝隆集团收购该公司土地时，他认为涂某“牢靠”，就收受涂某数十万元。
第二道：找“中间人”代收。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只要钱不到自己手中就构不成犯罪，或安排其哥哥姐姐多次代收钱款，或通过第三人转账，金额达数百万元。比如，某公司首席运营官陈某为感谢袁国圣的帮助以及在渝隆集团继续开展业务，便承诺给袁国圣70万元。为“安全”起见，袁国圣安排陈某将钱款转到他指定的第三人银行账户，自己再分几次从第三人账户中转走。
第三道：“体外循环”。为规避银行实名存款，同时实现财产“增值”，袁国圣将收受的近千万元钱款借亲属之手投资理财甚至放高利贷。
用金钱为人生铺路，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不信组织信金钱，成了他的人生信条。至此，他完全丧失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素养和品格，认为从政的根本目的除了升官就是发财，已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忘得干干净净。
他想要“丰富多彩”的生活，便无视纪法，沦陷于自我放纵和声色犬马之中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话不多，爱学习爱钻研，尤其是对经济、金融等领域”，是身边同事和家人对袁国圣的普遍印象。“出差路上，他看的都是很厚的英文原著，还批评我不爱看书。”曾与他共事的一位干部表示。
如此好学有才之人，却全然忘记了自己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长期放松甚至放弃政治学习、纪法知识的学习。
“尽管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从未通篇、完整、认真地读过《共产党宣言》、党章。自己的党建理论与党史知识，还是在学校时学习的。参加工作后，学习上级发下来的文件，涉及经济及业务领域的就认真学习，对党内文件则只看标题。”袁国圣坦言，对政治理论、党的建设、反腐败等，他基本不感兴趣，虽然长期担任渝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但他往往只注重董事长身份，忽略了党委书记角色，片面迷信西方式管理哲学，忽视了党建对业务工作的把关定向作用，甚至将纪律要求、道德约束等视为形式主义的东西。
无论是在渝隆集团任职期间，还是援藏期间，他从未认真组织召开或参加过真正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都是走过场，玩文字游戏，大家一团和气，互不得罪，没有真正红脸出汗、触动灵魂、接触矛盾、解决问题”。
政治上的松懈，带来思想上的滑坡，他对纪法无知又无畏！他忘记了工作之初“不辜负组织和家人期望”的自我要求，忘记了初到渝隆集团时“切莫在油多的地方滑倒”的自我告诫，忘记了自己党员、人民公仆的身份，甚至在中央八项规定施行之后，仍以为收受红包礼金是社会“潜规则”，“没什么大不了”；在组织审查期间，听信朋友“千万不要当老实人去自首”之类的话，将审查人员当作“死对头”“敌人”。
“主观上，放弃了学习，放弃了思想改造；客观上，失败的婚姻、离异后的单身身份，让我有了放纵的‘理由’。”袁国圣说。
精神上的空虚必然追求低级趣味。袁国圣沦陷于声色犬马的感官刺激，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
他以婚姻不幸为幌子，在外寻求感情寄托。离婚前后，他先后与多名异性交往并发生关系。
放弃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放松了对政治思想的改造，放纵了对美女金钱权力的贪欲，袁国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彻底沦丧。这样的三观，让他根本无心于党的事业，无心于服务人民。如同“盲人骑瞎马”，袁国圣在错误的悬崖上跌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掩卷而思，记者感慨：人不能太贪。袁国圣所有的东西都想要：高位重权、家财万贯、美眷华衣。可是他从来没有认真思量过：我为我们党、我们这个社会贡献了什么？我有什么资格这么肆无忌惮地索取？“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袁国圣放纵自己的私欲，心无戒惧，等待他的终将是铁窗高墙，而他的人生也注定一无所得，两手空空。
执纪执法者说
袁国圣曾是国有企业的掌门人。其违纪违法事实大多发生在担任渝隆集团主要负责人期间。
国有企业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时时处处都有被“围猎”的风险，面对各种诱惑，经受各种考验，他们比其他党员干部更需要理想信念坚定，更应该德行才华兼备。纵观袁国圣成长经历和堕落轨迹，他也曾奋斗、拼搏，迎来事业辉煌，后逐渐迷惘、蜕变，沦落为阶下囚。可以说代价惨痛，教训深刻，给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我们应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此案也留给我们诸多警示：
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发挥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企业治理和党建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带头开好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要完善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支部（或党小组）建到车间、班组，实现“企业业务开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延伸到哪里”。
强化教育引领，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肩负着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必须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理想信念教育。以党性教育为核心，以道德教育为基础，引导广大国有企业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坚定理想信念。同时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专题对照检查，强化自我约束，确保人前人后一个样，防止工作生活“两面人”。还要利用袁国圣案例等，以案释纪释法，开展多种多样警示教育活动，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健全体制机制，规范国企权力运行。要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解决政府作为出资人监督缺位的问题。认真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研究机制，防止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大，防止出现监管“真空”。要完善关键岗位干部交流机制，防止个别干部长期在关键岗位担任要职形成利益链条。
加大监督力度，确保国企健康发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并与国资管理、财政、审计等部门沟通情况，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区县巡察利剑作用，将“探头”延伸到国有企业内部各环节，发现国有企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普遍性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加强国有企业内部纪检机构权威性，与企业监事、内部审计形成合力，实现对企业全领域、各环节的有效介入和监督。进一步推行企务公开，畅通国有企业职工信访举报渠道，调动干部职工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本报记者 申晚香 王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