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晖（1709.12.28—1784.5.12），字仲晦、迎旭，号青峰、西海云樵，今平襄镇城关村人。

南晖少时家贫，10岁入里塾读书，严冬穿单布袍，课余搞推磨等家务劳动，但“志气昂昂，聪明过人，从不向人作乞怜状”。平时言谈应对，书字题留，“信口随手”。一次，启蒙恩师王希旦见南晖捧一大砚，戏以“砚大文章大”索对试才，他即冲口答以“心宽天地宽”。后为关帝庙撰一联:“匹马可独行，仗此生凌霄浩气，会风虎云龙，别自有千年事业；双眉常不展，悯当时满目群雄，同石牛腐鼠，那堪登一部春秋。”人皆赞叹，王希旦尤为器重地说:“此子不可羁勒！” 雍正八年（1730） 县试，果然名列榜首。次年“黉序”为秀才，即入县学读书，除应付考课外，集中精力博览群书，反复研读《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搜寻其它稀见书籍用心阅读，使他产生了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即向历代圣贤看齐，决心在经学上有所发明，能在身后陪祭孔庙，流芳百世。十二年（1734），李南晖参加岁考获第一名， 不久选为拔贡。次年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七，时25岁。后赴京会试，虽答卷优秀，被六次荐卷，但终因科场腐败而落第还乡。从此，他无意科举，一心治学、修身、教书。先后被聘为甘肃秦州、河南桐柏县、陕西中部县等书院山长，精心授徒，桃李几遍天下。乾隆三十年（1765）， 被授任四川威远知县，时56岁。

任知县时，他着意以“文明成化”为旨，以勤谨廉正为尚，兴利除弊，视民若胞，秉公理案，一时贤声四达，受到民众衷心爱戴。史载:威远有一“华阳大狱”人命案，因时久案沉， 历任知县均未断明。李南晖深入调查研究，甚至冒险率人从邹知县祖坟中掘出故尸，推理判断，几经周折，终于大明沉冤，至今传为佳话。他创建了青峰书院，自捐银两供诸生膏火费用。为诱导诸生专心攻读，亲书《慎思录》，刻石砌在书院墙上，令诸生朝夕对照反省，以逐步达到德行上的自我完善。他还亲自督建桥梁、河堤、城池。曾参与金川之战，督运粮草，立有军功。当时兼任制军的朝廷大学士阿桂以军功卓异保奏入见，但李南晖深知“宦海茫茫”，难到彼岸，老了就该退居。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归里以讲学为生。四十九年，甘肃回民新教兴起震惊清廷的“石峰堡事变”。五月十二日，城陷，与次子思沆等同被杀害，时75岁。《清史稿》有传。

李南晖对古圣贤的“至善之旨”身体力行，一生潜心研究《周易》玄理，达到痴迷状态。他在秦州时绘制太极、河图苦苦思索，以至梦见伏羲氏召见，醒后观图顿有所悟，从而得出结论:《周易》中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与三圣人所系之辞，无一语不自图出者”。这一观点是“从来儒者未发之旨”。

李南晖早岁从师理学巩介亭达16年之久。此人服膺于理学“河东派”薛暄的学说，认为“薛子笃实”，是“宋诸贤之正脉”。李南晖受其影响，私淑于薛暄学说，走的正是此人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的路子。其教育思想也打着薛暄的烙印。这在《慎思录》中得到充分体现：一、他肯定了从师受教的重要性。认为“君于之学，莫不渊源有生”。强调：“生于其后，而不得所师，其学问德业何由成耶？”二、他提出了道德教育第一、智有教育第二的教育方针。他说，“做人难，读书次之，文章又次之，教学者苦用功，不可不知次第。”不过，他提出的教育方针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恪守儒家教训的人。三、他提出了循序渐进、贵在积累的教学原则，认为治学有如“行远道者”，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锲而不舍，一步一个脚印，持之以恒地走下去才有成就，决不能“兼程”或“忽行忽止”。四、他倡导独立思考的学风。 主张“从六经入， 入得去，要出得来”，不能读死书。读书要反复咀嚼原文，领会精神实质，万不可先读注释，受他人蛊惑。他的这些主张极为可贵。

李南晖一面广育英才，一面勤奋写作，著有《读易观象惺惺录》40卷、60万字，《易象图说续论》10卷，《慎思录》2卷，《天水问答》、《憩云集》、《活兽慈舟》等。他的书法造诣亦相当精深，有不少墨迹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本县和四川威远县。